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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的存续与发展堪称“现代中国的奇迹”

作者:管理员 点击: 日期:2017-10-11 14:54
  随着《最新教科书》的风行,商务就已基本上坐稳了上海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但正如你所说,当年出版业和其他行业类似,同业竞争异常激烈,凡稍有市场的读物类型都面临同业之间的竞争,其中又以教科书竞争最为惨烈。
 
  由于教科书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商务就因为《最新教科书》获得巨大成功,才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大利所在,同业趋之若鹜,教科书因此而成了新书业的“重心”和同业争夺的焦点。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书局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均以出版教科用书为业。此外当时未入会的书局尚有20余家,以及公立机关、学术团体、报社、社教会数十处,也多以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实用书为主。当年教科书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书局多数并不具备与商务竞争、抗衡的实力,但商务也不是没有遇着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在教科书市场上与商务争利,1906年席子佩等发起、组建了超大规模的中国图书公司,资本达50万元。席子佩还特聘张謇为董事长,沈信卿(恩孚)为编译所长。张謇和沈信卿都是当时江浙士绅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仅声名显赫,而且财力雄厚。公司成立后,立即组织一批有经验的教师编写教科书,并在河南路、福州路一带设立了发行所,在南市陆家浜设立了印刷厂,还计划在龙华设立造纸厂,摆开了与商务大竞争的架势,一时成为“商务教科书营业上唯一的劲敌”。不过,中国图书公司资金虽然足够雄厚,但其内部组织远不如商务健全,编辑和发行的经验也不如商务丰富,所出版的教科书除了高等小学的史地教科书稍有名气外,其余均无法与商务版教科书相媲美。席子佩聘请的张謇、沈信卿等人的名望、身份和地位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中国图书公司的声望和竞争力,拓展公司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对文化出版都并不在行,单凭主事者的地位和声望并不足以使中国图书公司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经过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国图书公司即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势,最后不得不向商务缴械称臣,于1913年将公司的所有家当全部盘与商务,改称“中国和记图书公司”,1918年正式并入商务。在这场大竞争中,显示出商务雄厚的实力。
 
  对商务而言,更严峻的挑战来自“出版奇才”陆费逵及其创办的中华书局。他创办中华书局之前,曾深受商务高层器重,年纪轻轻即被委任商务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和讲习社主任,对商务内部运作情形,包括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等,可谓知根知底。武昌起义后,他预感到清朝将亡,遂会同较知己的同事戴克敦、沈知方和陈协恭等人,密筹资金2.5万元,准备另立门户,筹组新书局。一切就绪后,就在中华民国创立的当天在上海宣布设立中华书局,他们此前暗中编写的中华教科书也随之推向市场,并与商务版教科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陆费逵借助政治鼎革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双重背景,制定了一套针对商务的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他们首先打出“教科书革命”旗号,接着又以“完全华商自办”相标榜,以商务与日商合资为题材,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富有煽动性的炒作,喊出“中国人应该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这样明显带有挑逗性的口号,火药味十足。教科书竞争之外,中华在其他书刊的策划和出版思路上也处处以商务为竞争对手,许多出版策划都是商务创始于前,中华继踵于后,因此,商务的许多出版物均能在中华的出版品目录中找到相应的书刊:商务出版《辞源》、《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中华编辑《辞海》、《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字典》;商务辑印《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则推出《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商务出版《小学生文库》,中华则推出《小朋友文库》;期刊方面,商务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儿童世界》、《儿童画报》等,中华则创刊《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中华儿童画报》等。
 
  当然,中华也并不是简单粗劣的仿效,而是在“搭便车”的基础上有所侧重,有所改进,甚至后来居上。不仅如此,在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上,中华也基本上沿用了商务的模式。这样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固然体现了同业竞争的激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恰好证明了商务在上海出版业中的示范效应和无可替代性。有关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之争,我曾在《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一文中做过详尽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除了陆费逵,原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担任要职、后加盟中华书局的沈知方,以及吕子泉和章锡琛,后来也都自立门户,分别创立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并以各自的出版策略和市场策略在上海出版业纵横捭阖,开疆拓土,既赢得了市场,也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与商务、中华一起并称民国五大书局,即所谓“商中世大开”。这五大书局的创办人均出自商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务不仅执现代中国出版业牛耳,而且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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